另一方面，个人数据作为数据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密和敏感数据开放的裁量权可能对其他个人数据的开放产生影响，阻碍数据开放价值的有效发挥。

事故调查不应给被调查者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在风险规制中，安全事故信息是风险信息的一种。

[12]城山英明『科学技術と政治』（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年）90—91頁参照。与此相反，日本宪法第38条则全面否定在犯罪侦查、刑事程序中强制要求供述，却基本不否定在行政调查中强制要求供述，只是有要件和程序的问题。在我国，根据《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的规定，事故预防调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环节。一般的行政调查在组织的形式上没有特别要求，仅在人数上有要求。我国现在的事故调查大致属于事故责任调查，这种事故调查因与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相连，可能让被调查者因忌惮于此而沉默不语，由此就会使调查造成萎缩效果。

[14]在事前通知中，应当告知被调查对象调查的事项、目的和理由。事故调查的目的是多元的：查明事实真相，寻找事故原因，追究法律责任，探索防止再发的对策。该行政规章规定：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在全市范围内设置四个禁止乞讨的区域，分别是火车站地区、客运港站、机场周边200米范围内。

比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这部法规，如果从立法活动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的是国务院与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比例原则有适用的可能。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国家机关一方是管理者，被法律赋予了具有单方性、强制性特征的国家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均衡性虽将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再次引入观察视野，但其只是作为一个被比对的对象，是一个不变的定量，衡量的重点仍然是手段，以权衡经过适当性、必要性审查所确定的手段是否合理。

实际上，虽然合宪性审查机制在我国才刚创建不久，但已经有很多学者主张在合宪性审查中适用比例原则并提出具体的适用规则建议。比如，主体保护潜在被害人的权利，如果从潜在被害人的角度进行观察，这属于一种权利保护之规定，但如果从潜在加害人的角度进行观察，则就属于一种权利限制之规定。

表面上看，这一立法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但实质上还是为了保护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权。因此，大连市政府在《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中选择禁止乞讨这一手段以及其所设置的禁止乞讨的区域范围不符合均衡性的要求。1．公法的立法内容 公法的立法内容是指以调整国家机关与私主体关系为内容的法律规范。[10]这一点可以从凯尔森的规范理论中得到进一步说明———上位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下位法加以拘束，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裁量空间，上位法仅仅构成对下位法的一种框架性约束。

[43] 注释: [1]Alec Stone SweetJud Mathews,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47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73,112-160(2008). [2]参见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作为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再限制，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核心功能是裁量治理，其在立法中适用有助于权衡立法主体是否选择了最佳的规制手段或措施，借此达致良法善治之目的。自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首次适用后，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频率也在不断攀升。为严谨比例原则的适用逻辑，提升其实践适用的理性化程度，未来应当对比例原则加以改进，适当吸收多元审查基准的灵活性优势。

[13]在这些授权立法中，立法主体被赋予的裁量权更大。这即是立法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权利做出的限制。

从量的方面来看，为了实现维护城市形象和公共秩序这一立法目的，该规章设置了四个禁止乞讨的区域，涵盖火车站、客运站、机场、各类大型广场、主干道、步行街、三星级以上宾馆、旅游景点、市级党和国家机关周边，等等。[25]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

[2]究其缘由，可能是源于如下两个基本认知：一是在理论方面，许多学者认为作为法律之下的一个概念，裁量权主要表征为行政裁量权。[6] 2．比例原则的核心功能是裁量治理 在漫长的形式法治时期，人们一直是排斥裁量权的，认为其是对法治的一种破坏。具体而言，适当性在整体上相对偏向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因为其要求的仅仅是手段部分有助于实现目的而非手段完全有助于实现目的，事实上是通过设置一个较为宽松的审查要件为国家机关描绘出一幅手段图谱。立法的功能之一便是权利限制，立法裁量权的存在更是普遍现象，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前者构成比例原则适用的形式要件，即存在公民权利被限制的可能。依据裁量权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实体裁量和程序裁量两种。

四是对某种行为的处罚与该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明显不平衡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立法并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对立法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立法对公民权利的形成功能上，即确定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虽然每一个规制手段对立法目的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但立法本身就是一种预测，是一种可能性判断。公法的立法内容应当成为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主阵地。

[3]张文显在法理思维与法律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致辞中指出：进入新时代以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历史性转型。1．适当性审查 适当性是比例原则第一个审查步骤，是指国家机关选择的手段必须有助于目的实现。

余论：比例原则与多元审查基准的融合 在对涉及公民权利限制的立法的审查上，德国和美国分别发展出了比例原则和多元审查基准。在具体适用上，比例原则主要针对的是公法的立法内容和私法的立法活动，可以为开展合宪性审查或备案审查工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通过其三个子原则依次进行合目的性判断、后果倒查审视以及公私法益衡量。这即是基于《宪法》第46条‘国家培养青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之规定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3条‘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之规定所确立的合法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手段选择裁量。[6]蔡宏伟：《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比例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

从词源角度来看，比例原则是由比例一词发展演变而来，继承了比例的核心意思，而比例与公平正义又紧密关联。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缺乏正当性基础。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在谈及良法的具体标准时，著名法理学家李龙先生认为公平正义是良法的重要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形态。

[34]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有的地方则是结合一些公认的社会价值来进行阐释，如是否符合公序良俗、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等。

[5]参见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正义思想所呈现出来的平衡、合法及斟酌的理性，在功能与内涵上无不显示出比例原则的蕴涵……正义是比例原则的第一理性。能够通过负担性行政方式实现目的的，就不要采取禁止性行政方式。（二）适用场域 比例原则的优点之一便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如此，比例原则的作用就显现出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对立法开展合宪性审查时可以运用比例原则，将其作为审查判断立法内容是否实质合宪的一个有效基准，发挥其可操作性的优势。这一标准是否涵盖合理性审查呢？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

如何进行立法的裁量发生在立法制定环节。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缺乏足够的制度空间。

[22]参见裴洪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立法原则的法理基础》，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三）实质要件：立法裁量权的普遍存在 长期以来，基于裁量权是法律之下的概念的认知，我国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行政裁量权上。